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這便意味著，一名成年男性可以同時擁有好幾位妻子。而古代的法規(guī)，還專門設定了“正妻”和“妾”，來區(qū)分不同的妻子。

幾乎每個朝代，家里的“正妻”，都是地位和權力最高的那名女性。這一點在皇宮之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皇后專有的地位和權力。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不管他如何寵愛其他人，而“正妻”卻只有一個。對外而言，這個家庭的女主人便是正妻，掌管家庭繁瑣事務的人也是正妻。

可以說，家庭里除了男主人權力最大之外，便是“正妻”了。

然而，僅次于正妻的，稱作姬妾，俗稱“小老婆”，而剩下的便是婢女和歌伎。婢女和歌伎們的地位相當?shù)拖拢瑥囊欢ǔ潭壬现v，她們是家里的奴隸。男主人可以隨意地處置她們，而婢女的出身來源，多數(shù)則是買賣得來。

一旦某個女性被當作婢女買賣，她便等于被迫簽定了賣身契，成為了一件商品、一個物件，從此，不再擁有人權。另外，她們還可以被再次買賣或者轉讓，甚至，在古代的一些朝代，即使她們被害死，不僅沒有人會追究下去，還會放任殺人兇手逍遙法外。

除此之外，更加殘忍的是，一旦某人成為了奴婢，她將永遠無法翻身。如果，哪個奴婢在一個家庭里，被破格提了身份，那么，家庭的主人有可能因此遭殃，甚至，被官府追究責任。在《禮記正義》中的《內則》，寫了這么一句話：“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翻譯成白話便是：如果，男女通過正規(guī)的婚姻，雙方出了聘禮結婚，那么，女方則是正妻。但是，如果沒有，也就是通過句子中的“私奔”方式，成為了男方的妻子，那么，女方只能是妾了。這正是為什么影視作品中，古代男性喜歡上某人之后一定要同她結婚、辦喜事，而不是私奔的原因了。

因為，古代正妻被賦予了“上事宗廟，下繼后世”的責任，而側室的妾，則是相當難聽的“以色事人得幸者”。這樣的評價，在當時社會，就是在罵人。正妻的地位，在唐朝時期被尤其重視，而相應的，妾的地位，也就被貶低了許多。

在《唐律疏議》中規(guī)定：如果主人越過官司直接殺了婢女，如果婢女有罪，主人要被“杖一百”；如果婢女無罪，則至多關入監(jiān)牢一年。如果，不想進監(jiān)獄，還有花錢贖罪的選項：一年徒刑需要贖銅二十斤。

在古代，婢女們幾乎沒有任何依靠，連她們的處境都是十分危險的。那么，這該怎么辦呢？沒有任何法律條文可以拯救她們，這就導致唐朝時期出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悍婦”。正妻在與側妻等人的斗爭中，永遠處于優(yōu)勢地位，“殺人無需償命”的優(yōu)越條件，甚至，讓許多“正室”做起了殺人的勾當。

對此，家中的男人也無可奈何，既“不違法”，也無法從“道德”的角度去批判她們。

在皇宮中，宮斗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皇后便是正妻，她是唯一一個能和皇帝單獨相處的妻子，而其他的“妻子們”想要陪皇上，則需要通過皇后這一關。到了明清時期，這個制度比較完善：皇帝先選侍寢的嬪妃，然后，把名單遞給皇后，皇后加蓋自己的印之后，才算通過。

想必許多皇后，也為此干過不少見不得人的壞事。

雖說，皇帝后宮“三千”，但是，普通人卻并非如此，而且，普通人納妾還是有制度限制的。在通常情況下，大夫只能納兩妾，而士族只能納一個妾。普通的平民，也只有在年過五十仍無子的時候，才能納妾。另外，所有的妾并不能陪丈夫睡一整晚，待丈夫入睡后，她則必須離開。

不能過分寵幸婢女這件事，在古代是一個通識，而男人們，也都很在意這個規(guī)矩。但是，古代那么長時間，那么多人，總有那么幾個人敢于打破人們的常識，敢于突破自我試圖證明超越時代是可行的。

當然，他們都失敗了。

喬知之，身處唐朝時期，以文詞知名。著有文集二十卷，以《舊唐書·經(jīng)籍志》傳于世。生平略見《舊唐書》本傳、《朝野僉載》卷二、《本事詩》、《唐詩紀事》卷六。

但是，他卻愛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

窈娘身份低賤，當然不能被納入妻室。而喬知之，當然也懂得這個道理，于是，決定打一輩子光棍。可后來，窈娘被武延嗣強取豪奪，被逼自殺。在沒人發(fā)現(xiàn)的時候，武延嗣便假裝命人尋找窈娘，最終，發(fā)現(xiàn)了窈娘的尸體和自殺投井時攜帶的喬知之寫給她的情詩。

然而，武延嗣因沒有得到窈娘，便惱羞成怒揪出了喬知之，把他誣陷入獄。最后，喬知之被抄家，族人也牽連入獄，一律處斬。

這件事被傳開之后，許多人對此事唏噓不已，也對不能喜歡女婢這件事深信不疑。

除此之外，即使是出身高貴的女婢，也是無濟于事的。在唐朝的筆記小說中，有一位名叫霍小玉的女子，父親是堂堂的霍王，可是，她的母親卻是王爺?shù)摹皩欐尽薄Ｒ虼耍诟赣H去世之后，霍小玉便被奪去了王府小姐的資格，不僅母女倆被趕出王府，連霍小玉也淪為了娼妓，孤苦一生。

可見，在古代，身份地位對于一個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女人。

【《說文解字》、《禮記正義》、《明會典·律例四》、《大清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