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思的風暴》 (代序)
花了小半天的時間,在寬齋,翻完了。
如果將作者和讀者拋到一邊,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而言,詩有了,思也有了。但風暴差那么一點點。
從所收錄的這些訪談中,看不到那種深刻的思想火花,獨立的立場,也即是說,自由的思想并沒有得到廣泛的碰撞。
這些對話,有些無關痛癢,有些王顧左右,可惜有一些闡述,比如阿庫烏霧對彝族知識分子的分析,剛說到要害,便戛然而止。我想,這大概同樣是由于今天整個知識界都集體失聲的那些原因。彝族學人的生存空間本來就狹窄,欲言又止當然是不二的選擇。奇怪的是,學子們對儒家文化的精髓,不管是無師自通,還是潛移默化,最終都殊途同歸。因此,在這種環境下要求問答者,確實有些苛刻,也不現實。
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為此保留我的遺憾。
按理,為人作序,這種不好聽的話,是應該閉嘴的。如果非要說,也不可能開篇就提。但是作為彝人之子,近些年所目睹的彝族文化現狀,感同身受,只好冒天下彝人之大不韙了。
遠的不說,昨天普馳達嶺教授發了一篇圖文并茂的微信,一本叫做《彝族文化與中華文明研究》的編著,供奉的總顧問,顧問,編委主任,常務副主任,副主任,委員等浩浩蕩蕩近百人。這陣勢,應該不亞于《四庫全書》的編纂,也不會低于《劍橋中國史》的規模。我想知道的是,這近百人的隊伍,有多少人真正為這本書的面世做工作?我甚至懷疑他們中的許多人,連這本書的文章都沒有讀過。一本書的出版,像福利一樣,分發給大官小吏,真是分的肯分,領的肯領。即使選編者哪一樽神都不敢得罪,哪一柱香都必須燒到,那些濫竽充數尸位素餐之流也是罪該萬死。好的不學,儒家文化的糟粕他們倒是繼承得空前絕后。我給普教授留言說:依社會職位的高低而不是憑學術的成就來組成文化研究隊伍,固然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但是,我想,這也許就是彝族文化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我們要依附權利,但我們更應該尊重知識;我們要遵守規則,但我們更應該服從學術。做官的好好做官,把官做大,拿這些虛名干什么?做學問的好好做學問,把學問做好,看那么多人的臉色干什么?這才是對列祖列宗最好的交待,這才是對千千萬萬的父老鄉親最好的報答。
我過去曾經喜歡參加一些類似的會議,令人傷心的是,即使是非常專業的一個學術會,主席臺,往往也是大大小小領導的專座。麥克風在他們面前遞來送去,尋求存在感的一堆堆廢話套話空話之后,真正留給專家發言的時間少之又少。
這種錯位,深深刺激了我,以致于很長一段時間,一看到編委密密麻麻的出版物,我都深表可疑,并且敬而遠之。
好在,《詩與思的風暴》,免除了我的這些擔憂,我的曾經受過傷的小小心臟,得以在三十二篇對話中一一滑過。之前,我對此書的問答作了表面的概括,下面,請允許我對這些問答作進一步的探究。
作為八零后的阿索拉毅,在彝族文化的發掘整理方面,這些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他的這些提問,拋開公共部分,顯然是針對不同的個體而量身打造的,這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一方面要求他對答問者有著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要求他有著廣泛的知識結構。同時,還要對一些答非所問的問題進行取舍,沒有積極的態度和一顆虔誠的心,很難做到。
本書的采訪雖然始于詩歌,終于詩人。但阿索拉毅卻又跳出了純詩的范疇。以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不僅是關注彝族詩歌,而且是關注整個彝族的文化、經濟、社會現象。
粗略梳理,阿索拉毅大致著重從以下五個方面對彝族詩人發問。
一、彝族詩人的詩學主張。
阿索拉毅在對阿庫烏霧的訪談中,他拋出這樣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有人高喊‘詩人死了’,對這種悲觀的態度你怎么看?”可以說,絕大多數詩人都有自己的詩學主張。詩歌的多樣性其根本在于詩學主張的多樣性。這個問題,他不但問了阿庫烏霧,也問了霽虹、羅逢春、吉克布、阿克鳩射等許多詩人。他之所以反復追問,不難看出,他是由此想得出當下彝族詩人創作的一些規律,借以解讀和剖析彝族詩歌的走向。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開篇就表態:“文之為德者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其目的也大致如此。究竟是詩人死了,還是詩歌死了?并不是他所真正關心的。我猜,他所想得到的是,彝族詩人詩歌創作的同質化現象及自我重復問題,如果通過這些問答,能夠得以糾正一二,那是無限的好事。
二、彝族詩人的文化傳承。
據文獻記載,遠在南北朝時期,貴州的彝族女詩人阿買妮等人,就已經對詩歌進行了諸多學術性質的拷問和論證。彝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古往今來的詩人們都在反復證明:那種為詩而詩的所謂主張,事實上不值一提。每一個彝族學子接受儒家文化、西方文化洗禮之日,也正是他深深的得益或受制于彝族傳統文化之時。即使為數不多的堅持用母語寫作的詩人也不例外。在這種多重文化的擠壓和分割之下,詩人所謂的民族性或受制、或升華。而這兩種情況的出現,無疑檢驗了詩人對彝族傳統文化的繼承、甄別和發揚。在《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的訪談中,普馳達嶺的回答頗能說明這一現狀。“說到彝人與母語,我是有福的。我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彝語,可以看懂與甲骨文一樣久遠的彝族傳統文字和規范新彝文,用它來敲開古老的彝族文字所承載的西南民族源流與華夏文明的歷史密碼。我也可以用多種流利的彝語方言打敗我潦草的中國漢語普通話。在經濟全球化已成發展趨勢,洪水猛獸一樣的潮流正吞噬著邊緣部族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文化瀕危、語言瀕危,甚至彝族文字瀕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除了上帝,是人都會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原理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或文化都不可能長生不老。我們能做或盡量能做的就是在強勢文化包圍之下,為民族文化保持與保存找尋突圍的出口。”
翻讀這些詩人的文本不難發現,凡是深入地浸淫了彝族文化的詩人,其詩歌精神、文化含量、自由度遠遠超過那些遺棄了彝族傳統文化或被彝族傳統文化拋棄的詩人。我暫舉一例。曾經有人問我阿庫烏霧的“用母語向世界對話”(阿庫烏霧在非彝語甚至是非漢語的歐美、日本等地方用彝語朗誦其詩歌)是詩歌交流還是行為藝術?我的回答是,“詩歌有許多種表現形式。在精神層面,某種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甚至不需要語言的。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解讀世界各國那么多千百年來經久不衰的有如神啟的吟唱。”畢加索曾經說過,聽不懂鳥的語言,并不防礙我們欣賞鳥的歌唱。而《思與詩的風暴》一書,提問的是彝人,答問的也是彝人,其間節點,雙方心照不宣。關鍵是在于這些提問所泛起的微波,所觸及到的詩人內心最為隱秘的部分,最為神圣的部分。竊以為,那才是問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三、彝族詩人的社會擔當和人文關懷。 有意無意之中,阿索拉毅是用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詰問諸位詩人。可惜,在一個百家爭寵的年代,有骨氣的詩人,有溫度的詩歌是非常稀少的。詩歌可否捫虱而談?詩人是否除了寫詩,別的什么都不會?換句話說,詩歌要不要介入甚至是干預現實社會?這個問題,伴隨著詩歌的產生,在漢語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彝族是一個愛憎分明、視死如歸的民族,奴化,自我矮化,犬儒這些病態的但是卻長勢兇猛的社會現象是不是已經附在了彝族詩人的身上?照直說,阿索拉毅的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一個彝族詩人,如果沒有干凈的同情心,沒有明確的是非心,沒有純粹的敬畏心,這樣的詩人,對彝族而言,是一種傷害;對彝族文化來說,是一種災難。在《放慢腳步,等等自己》一文中,念茲在茲的阿索拉毅有類似的提問,吉狄兆林的回答非常干凈利落,甚至可以說擲地有聲:“身為彝人,我因此很反感來自慣于意淫世界的所謂主流社會的“勤勞勇敢”、“熱情好客”、“能歌善舞”等官話、套話,也很反感自從吉狄馬加的一聲“我是彝人”橫空出世以來,那些幼稚、膚淺、甚至滑稽的模仿者們唱起的廉價頌歌。”由此可見,困擾了好幾代知識分子的問題,“詩人何為?”、“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同樣困擾著今天的彝族詩人。深入生活,遠離政治。阿索拉毅似乎力圖通過他的回答者們為我們開出藥方。詩歌可以消失,但詩歌的品質不能丟失;人可以偷生,但是詩人不可以茍且。可惜這些磚頭或玉石,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并沒有達到雙方都想要的效果。
四、彝族詩人所面臨的社會問題。
好象是約翰·潘恩寫過這樣的詩句:“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如果有一塊泥土被海水沖刷,歐洲就會失去一角。”無論我們怎樣中庸,怎樣回避,作為一個彝族詩人,窮困、童工、吸毒、艾滋病這些殘酷的社會問題每天都在敲打著我們,甚至是折磨著我們。阿索拉毅花了大量的篇幅,不厭其煩地將這些問題拋向每一個詩人。阿索拉毅從2010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涼山的貧困,一直在為“壹點愛”公益助學服務中心的運作而奔波努力。他和他的朋友們,救助了一個又一個的留守兒童,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的赤貧家庭。這有力地印證了:如果一個詩人的寫作僅僅是風花雪月,僅僅是討乖賣巧,僅僅是唯上的寫作,這是一種恥辱和災難。不客氣說,這是一種有罪的寫作。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情感訴求,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人性千奇百怪,但是對于一個具體的詩人而言,在普遍的價值層面,良知層面,作為人的良知和悲憫,是共同存在的。因為正是這些普遍的良知和悲憫,讓詩人比一般人要走得更遠。非常高興的是,詩人們的悲憫心并沒有受世俗的眼光及公權的消解。本書所有的詩人,對自己民族所面臨的這些問題,他們是明白的,他們沒有裝聾作啞,沒有視而不見。他們每個人都掏心掏肺,作了有力的見解和回答。我想,有著這樣的土地,這樣的情懷,別的不說,要產生優秀的詩歌,要產生偉大的詩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五、彝族詩人對彝族未來的思考。
歷史上,彝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它的幾次大遷徙,大戰爭,幾次大的文化斷裂,直到今天還深深影響著這個民族。對一個有著自己的天文歷法,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字的民族,它的未來,實實在在值得詩人們關注和思考,現實些說,為什么歷史上文化那么高度發達的一個民族,他的子孫們,在今天,做官的把官做得越來越小,做學問的把學問做得越來越差?對于我們每一個彝族兒女,這都是無可推卸的,也是無可寬恕的。我非常同意發星在《世上沒有哪一個民族是純血的》中的表述:“解放后的數十年間,這些民間的神性文化保留得很好,畢竟延傳了數千年,你幾十年的時間不可能殺死千年的東西,大涼山是保留彝文化最原味最深厚的地區。由于北、東、南三面金沙江與大渡河像兩把天劍切斷與外界的陸地聯系,西部又是高寒的藏地,無形中這成為一塊獨立的文化地域,也可能說是一個具有獨立彝族文化的彝國。三千多年,彝文化在這里得以保存與延傳,這是世界原族部群文化的一個奇跡。而貴州、云南的彝族就沒有這么幸運,從明朝開始的“改土歸流”等漢化政策,使他們在近四、五百年間,已失去真正的彝根、彝色,這對彝族原色文化來說是可悲的。我很希望,大涼山出馬爾克斯一樣的大作家,把彝族的神性文化在小說上再創造,這樣的人還沒有出現。但這里有充足的文化土壤,相信有這么一天。”
好在,這些問題,象房龍指出美洲精神,拉瓦斯汀指出歐洲精神,別爾嘉耶夫指出俄羅斯精神一樣,在今天,它們被阿索拉毅提出來,有的放矢地檢閱了當代彝族詩人。令人欣慰的是,詩人們都紛紛交出了不愧于詩人,不愧于這個民族的答卷。
是為序。
阿諾阿布
2019年11月9日 寬齋
阿諾阿布
撰稿:阿諾阿布 編輯:楊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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