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前，黃帝之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在曲阜明故城東北1公里處的高阜之上，建有一座頗具規模的廟宇，這里祭祀著我國先秦時期一位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禮樂制度的締造者，中華傳統文化的奠基人周公。舊時，稱之為“元圣廟”，今俗稱“周公廟”

姬旦，亦稱叔旦，出身顯赫而高貴，他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地道的“皇家子弟”。周政權鞏固后，其食邑在成王時順理成章的封于周家發祥之地——周原（今陜西岐山北），自此姬旦被稱為“周公”。他的一生被后人書寫的頗具傳奇色彩，留下諸如“周公解夢”等很多虛無而動人的故事。他造就了中國封建宗法倫理秩序，把文明的標尺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格。此書銘于金人之背，更能彈撥出周公務實而感人的人生情懷。

《金人銘》碑高166厘米，寬70厘米，厚20厘米，為清道光二十年（1040年）刻立。文字雖斑駁，但仍能依稀看出其字跡工整、端正的柳體。碑文上除了金人銘的銘文之外，還提到了孔子當年觀看“金人銘背”的情況

周公一生謹慎，在伯禽就封之后，他生怕兒子年輕有失，便叫來跟隨自己多年的家臣金人，親筆在其背上書寫銘文。其銘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焰焰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言辭之懇切，是為父對子從政之路發自內心的關愛，其內容也為周公從政一生的切身經驗。金人對周公忠心耿耿，欣然赴命，他到魯國后，時時陪伴在伯禽身邊，背對伯禽，讓他隨時觀看周公的訓誡。伯禽果然不負眾望，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魯國逐漸實現了周人與當地商人的民族融合，走向了社會穩定繁榮之路。

此后，銘文便廣為流傳，對中華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甚至連孔子也對其推崇至極。漢劉向《說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名其背曰……。”《孔子家語·觀周》所載與此大致相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據學者考證，《金人銘》即為《黃帝銘》六篇之一。縱觀通篇內容，就是強調少言慎言，韜光養晦，其實這與孔子的思想也很相通，孔子主張“敏于事而訥于言”，痛斥“巧言令色”之徒，孔子弟子子張問做官之道，孔子教導他“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金人背銘對孔子影響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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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勝于言”的教誨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美訓。周公為政一生，金人銘的字字訓誡可謂是其一生謹慎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