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說，古籍目錄是記錄古籍的賬簿，并且形式多樣，既有只著錄書名、卷數、著者、版本信息的簡明目錄，又有記錄了后人題跋題款題識及行款和版框尺寸的善本目錄，還有詳略不同的提要、敘錄、書志型目錄，乃至配備了古籍書影的圖錄型目錄。古籍目錄形式上的演變和發展，是要更加客觀、全面的揭示古籍。編制得體的古籍目錄，能夠促進古籍研究和保護工作的發展；反之則會起到遲滯、阻礙的作用。因此，古籍目錄應當與時俱進，不斷提高編目質量和服務功能，以適應古籍研究和保護工作的發展需要。我想就當前古籍編目和相關領域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意見。不當之處，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古籍目錄應該重視配補本
近幾十年來的主流古籍目錄，在著錄宋刻殘本配補它本古籍時，往往只標注宋刻本的行款及尺寸，即使宋殘本占比很低的古籍，仍舊如此。例如《外臺秘要方》，存三十六卷，宋刻本只有五卷，其他三十一卷配補明、清抄本；《王黃州小畜集》宋本殘存僅三分之一，其他卷配補清呂無黨吾研齋抄本；《王建詩集》十卷，七卷為清抄本等等。由此延伸，一些影印古籍的牌記，在標注底本時，遇到宋刻配補它本時也是僅標注宋本，不言其他。此類與實際使用底本大不相符的牌記，非但起不到版本提示作用，且有誤導讀者之嫌。究其原因，與傳統古籍編目思想中的“佞宋”情結不無關系。（圖1-3）
因各種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時期已殘缺不全，為其配補者大多為明清時期的藏書家和學者。明清距宋較近，與殘缺古籍有關的文獻資料遠比今日豐富，配補起來比較容易。所配缺卷的來源大致有三類，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寫本；三是直接或間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僅以《中國版刻圖錄》所收宋版書為例，共計191種，殘缺者94種，將近一半；殘缺的94種經配補者41種。此41種配補本之單行本已佚，僅靠所著錄的本子而保存下來，實屬不易。佞宋思潮下的古籍書目著錄方式，亦延及明清本古籍，對配補之書均不注行款尺寸。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記載，該館配補本古籍善本總數不下370多種（不足一卷的散葉不計），并且其中多數原本已佚。這些配補本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有些甚至超過了著錄本，是中國古籍發展史和古籍版本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圖畫見聞志》六卷，殘存后三卷，卷一至三配補元抄本。重要的是，此殘宋本有明代影刻全本；配補之元抄本抄自另一宋刻本，文字有所不同，具有更高的版本價值。（圖4-6）元至元二年碧灣書堂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傳義》十卷，卷六至十配元刻呂祖謙音訓本，亦屬稀見本，國圖僅此一本。索書號為2461的宋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資治通鑒》，系傅增湘珍藏的“雙鑒”之一，竟然配補了其他五種宋刻本，其中十四行本、十五行本各一種，十六行本兩種，均系國圖孤本。此類情況還有許多。然而，因古籍書目的著錄未加重視（《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的配補本，均未計入國圖古籍善本總數之中），相關古籍圖錄亦不提及，致使這些珍貴史料長期信息不明，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古籍目錄應該標注古籍的開本尺寸
古籍目錄是什么時候開始著錄版框尺寸的，我沒有考證過，但1912年印行，繆荃孫編纂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便對宋元本標注了行款和版框尺寸；1919年開始編輯出版的《四部叢刊》，牌記中標記了影印底本的版框尺寸；1928年出版的《盋山書影》著錄了所收古籍的行款和版框尺寸；1941年出版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也標注了版框尺寸。古籍目錄著錄行款和版框尺寸，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為目錄的使用者，尤其是見不到古籍原書的使用者，提供了快速區分古籍版本的捷徑。但近幾十年以來的主流古籍目錄，非但著錄版框尺寸的甚少，并且沒有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著錄古籍的開本尺寸，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首先，現代圖書版權頁中必須填寫的一項就是開本尺寸，古籍編目也不應例外，需要盡快標準化。再有，圖書制作前的裝幀設計，首先要決定的也是開本。中國古籍難道與此不同，刻印者不用考慮書的大小，只需制訂版框的尺寸？顯然不是。回顧中國書籍發展史，再與西方相對先進的近現代書籍比較，二者的發展脈絡大致相當，并無明顯差別。只是以往的版本研究和編目者，忽視了古籍制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裝幀設計。
現代圖書的裝幀設計，是對一部書的整體設計，其中不僅包括封面設計，還包含了正文的版式設計：多大的開本、多大的版心，版心與成書尺寸的比例、相對位置等等，不僅是設計者十分重視的元素，也可能是作者、出版者的獨出心裁。古籍也是如此，開本大小、版框尺寸、字體、字號大小、行款，都是古代刻書者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圖書的內容、讀者對象及刻印者的身份、審美觀、經濟狀況有著密切關系，很有講究。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春秋經傳》，開本尺寸高約41.7厘米，版框高卻是21.3厘米，僅占成書尺寸的一半多一點。除天頭地腳外，書葉左右的空白面積也很大。版框內字大行稀：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如此做法頗費紙張，但卻顯得疏朗大氣，賞心悅目，極具特色。更有甚者，宋刻本《國語》，版框尺寸高21.8厘米，寬15.4厘米；開本尺寸高45厘米，寬31.5厘米，高度和寬度均為板框的兩倍有余，書葉留白面積是版心面積的3倍多；元刻本《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每葉版框高15.5厘米，寬10.1厘米；開本尺寸高42.6厘米，寬28厘米，高度和寬度接近板框的三倍，書葉留白面積多達版心面積的6.6倍。（圖7-9）在現代書刊中，小版心大面積留白，也是常用的一種設計風格，這種風格往往與圖書的內容遙相呼應，相得益彰。如果古籍書目只標注版框尺寸，不注明開本尺寸，就顯示不出應有的版面效果，原書的裝幀設計理念也就無從說起。古籍書葉大面積留白的異類版式，是一種藝術表現特征，在古籍中雖屬少數，卻也有一定的數量，具有代表性的如宋刻本《論語集說》《歐陽文忠集》，元刻本《古文會選》《金史》《葉先生詩話》《周書王會補注》，明刻本《周易本義》《淮南子》《水經》《新刻官板周易本義》，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澗泉日記》《列子解》《孟子外書》《南樓吟稿》《歐香館集》等。（圖10-25）這些版面設計特異的古籍，只有同時參照版框和開本尺寸，才能知曉。古籍中有一種開本很小，便于攜帶的巾箱本，僅從版框尺寸是不能判斷出來的。例如版框很小的《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開本很大，就不是巾箱本了。
注明古籍的開本尺寸還有一個用途，有利于辨別一種古籍不同的印次。圖書的版次和印次，是現代圖書版權頁中需要標明的重要數據。古籍的版次，有時在該書的序跋或木記、牒文中有所表述，印次則難以判斷。古籍目錄如果在標注版框尺寸的同時注明開本尺寸，就會對印次的區分提供很大幫助。因為古籍印版只設定了版框以內的尺寸，每一次刷印時，書葉的尺寸可以根據用紙的大小而改變。例如，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西路轉運司王玨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國圖藏本與江西省圖書館藏本開本尺寸差別較大；宋刻宋元遞修本《陳書》，國圖本與南京圖書館藏本開本不同；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園遺稿》，國圖藏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的開本差異較大；國圖藏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辭》，索書號9851與9852的本子開本差別較大；國圖藏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書號3903藏本與11933號藏本開本尺寸差別較大；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苔岑集》，與日本東北大學藏補修本，開本尺寸差別及較大，均可能不是同一個印次的本子。（圖26-31）此類事例舉不勝舉。當然，如遇“金鑲玉”本子，就得分別測量原書和改裝之后的尺寸了。
民國時期出版的古籍圖錄，大多是去除了圖像底色的“白紙黑字”書影，所收古籍開本的大小雷同，等于未注開本尺寸。個別制作精良的圖錄，采用灰度模式印刷，可以直觀顯示原書的開本大小，但制作者往往將版框以外的部分裁掉，原書的開本尺寸也就無從可考了。例如1941年開明書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就是如此。該圖錄內容精到，采用銅版印制，質量甚佳；然而切掉版框外余紙后，失去了古籍原貌，部分藏書印也被淹沒，殊為可惜。（圖32-34）《中國版刻圖錄》亦將版框外部分余紙裁掉，非但喪失了古籍原貌，甚至個別藏書印和后人題跋也因此湮滅。不僅古籍圖錄，當時的影印古籍也如此。民國初年董康影印的第一部古籍《劉夢得文集》，請日人小林忠治用珂羅版印制，灰度印刷層次豐富，質量甚佳，不足之處也是裁掉了版框以外的余紙。（圖35）從日本那一時期的古籍影印圖書來看，似未發現此種情況，大概是國內同行特有之意識吧。總之是不重視古籍版框以外的內容。此種意識從本質上看，就是忽視了古籍葉面上的“紙色信息”。這種認知源于照相技術發明前，人們復制古籍時只能采用影刻和影寫的原始方式，將底本上的文字、版框等復制下來；紙色的變化等繁復信息無法復制，只能放棄。所以不惟版框以外的余紙，即使版框以內，文字、框線欄線以外的空白處，均不予重視。這種觀念導致我們對古籍原貌可能產生錯誤的認識，并影響到影印圖書的制作方式和質量。下面就簡要談一下這個問題。
三、如何理解和保存古籍的原貌
古籍原貌分為初始狀態下的原貌和現存狀態下的原貌。所謂初始狀態，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狀態：紙白字黑，版面整潔無瑕。現存狀態，是指歷經千百年后，古籍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甚至破損，其葉面從黑白分明的單色圖像，變成層次豐富的彩色畫面。二者的主要區別是，現存狀態下的古籍原貌，保存了文字、版框、鈐印等信息的同時，還保存了歲月留在書葉上的痕跡，即“紙色信息”：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破損，后人修裱、補寫文字，甚至挖改造假等等。古籍書葉上的歲月痕跡，是我們研究古籍變遷、辨別版本的重要依據，古籍圖錄和那些傳本揚學的影印古籍，均應保留。
在古籍影印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都要求保存古籍原貌。問題是，我們在影印古籍時，應該保存哪一種古籍原貌，是白紙黑字的初始原貌，還是葉面信息豐富的現存原貌，分歧較大。不幸的是，數十年來，傳統、主流的古籍版本學者，大多支持前者，即保存古籍初始狀態的原貌。他們認為古籍的原貌必須紙白字黑，文字、框線以外的歲月痕跡，是冗余之物，必須去除，將葉面恢復到刻印之初的面貌。這就是古籍（或民國文獻）影印時，必須“去底色”或“去臟”的理論依據，也是近幾十年來，大量影印古籍質量低劣的主要原因。
須知，現存狀態下的古籍原貌是不可逆的，去除底色翻新葉面的同時，必定會傷及文字，使原先筆畫較淺的文字更淺，甚至消失；原先筆劃較多，墨色重的文字糊成一團。（圖36-43）還有，不少古籍葉面已殘缺不全，如果去除底色翻新后，又不修復殘缺的部分，豈不是新瓶裝老酒，自相矛盾？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只有彩色或灰度印刷才能更好的保存古籍原貌，保證影印圖書的質量。（圖44-45）
四、關于影刻本和影抄本的定義
影刻本和影抄本是中國古籍中非常重要的兩種版本，其中尤以影宋刻本和抄本名氣最大，數量最多，經常出現在古籍善本書目中。它們是如何制作的？以往論者，甚至官方文件，大多陷于“覆紙影摹”的誤區。如解釋影刻本云，依據某一底本覆紙影摹其圖文及版式，再行雕刻木版，經敷墨覆紙刷印而成的古籍傳本。此定義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首先，清晚期大量影刻古籍采用了照相技術，印出紙樣直接覆版雕刻。例如《古逸叢書》之《玉篇》，原本為日人柏木探古藏，相傳為唐宋間物，柏木秘惜殊甚，承柏木提供照相本，始得刊入《古逸叢書》。當時日本以照相法復制翻印古籍盛行，技藝精湛，《古逸叢書》成書快質量高，當普遍采用照相法，絕不止一部《玉篇》。（圖46-47）照相法影刻舊籍不僅仿真度好，效率也比手工摹寫高得多。著名版本學家張元濟先生在《四部叢刊例言》中說：“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改小原書（重刻明嘉靖本《周禮》），黎庶昌《古逸叢書》移動行款（《杜工部草堂詩箋》），茲編力矯斯弊，識者鑒之。”先生所言，批評黃、黎二人擅改原書版式的同時，還明確指出了兩點：其一，《士禮居叢書》中的《周禮》和《古逸叢書》系影刻之書；其二，照相術發明之前，影刻之書（《周禮》）便可縮小原書尺寸，這一點非常重要，證明影刻的工藝并非覆紙影摹一種，因為覆紙影摹不可能改變原書的大小。
其次，用“底本覆紙影摹”的方式也許存在，但數量極少。因為明清時期的宋版書已成稀罕之物，用能夠透過文字的（薄）紙，直接覆在書葉上描摹，極易滲墨污染底本。而且線裝書不易鋪平固定紙張，遇訂口較緊的書更難操作。為此，多數情況下會采用非接觸式的摹寫法復制原書，如“對臨法”。華蕾《古倪園本<</span>梅花喜神譜>刊印考》一文說：“袁廷梼在轉模宋本的過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手法：……花蕊用的是對臨，所以有時連數量都有出入”（《圖書館雜志》2010年第6期）。所謂對臨法，就是非接觸描摹法。其實花蕊與宋刻出入大，也未必由對臨法造成。
那么非接觸式描摹，如何保證影刻之書的行款尺寸和字形與原刻大體一致呢？《刊印考》以為：“格紙抄書早已蔚然成風，而袁氏貞節堂也印制過數種不同的套格紙抄不同的書。筆者猜想，影模《梅花喜神譜》時袁廷梼可能也是先制作了套格紙，然后才著手臨字、花和版心、魚尾。”此說非常有理，“套格紙”臨摹，與今日練習書法時采用的回字格、九宮格、米字格等“格臨紙”，功用相同：按照原刻版式、文字尺寸制作出兩套“套格紙”，即可將文字的間距和筆畫的位置定位，“對臨”出與原刻一般大小的復制品，即使縮放也不在話下。
除了標明影宋刻本的版本以外，還有一類“仿宋刻本”，也是采用對臨法翻刻的，效果不比影刻的差。此類書甚多，這里僅舉一例，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和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刻的《說文解字》。二者仿刻的祖本均為國圖藏宋刻元修本。光緒本又轉刻于嘉慶本。用國圖藏宋本和清代兩種坊刻本對比可以發現，仿刻本不僅與宋本版式相同，字體也極相似，相似程度甚至超過了不少影宋刻本。這又說明了影刻本，不必覆紙影摹，以及影宋刻本與仿宋刻本具有相通之處。（圖48-55）
再說影抄本。以往對影抄本的傳統解釋是：依據某本，覆紙影摹其圖文及版式而成，又稱影寫本。這種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對此，沈津先生在與我探討影抄本的工藝時說：“我有同感，如影宋抄本，我前一陣一直在思考疑非覆蓋其上，而是臨仿，我所見的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紙張多非薄紙而似皮紙，且上蠟砑光，更難影蒙宋本之上，即使是薄紙，那下面可是宋本，墨濃滲下又怎樣處理？以我所經眼者，當非影抄，況明清兩代寫工多習仿宋，實在臨仿為小菜一碟。我請國圖朋友又去庫房調閱，也證蒙于其上不大可能。”此后我也查閱了大量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全部為不透字的厚紙，證明覆紙影摹的抄寫方式極少存在。
又，毛晉曾影抄宋版書數十部，對質量要求極高，但晚年遭遇戰亂，高手難覓，影抄殘宋本《杜工部集》時，只得以“蒼頭”劉臣操筆為之。后毛晉將此本《杜集》授予其子毛扆時曰：“其筆畫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為祖也，汝其識之（上海圖書館藏《杜工部集》毛扆跋）。”毛晉以為，影抄之“不工”并不影響其“從宋本抄出者”的價值。此例也從側面證明，影抄宋本并非覆紙摹寫，而是依靠寫手臨摹原本抄寫的，而此才有了寫手水平“工”與“不工”之分。
以上談的都是傳統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當然，問題遠不止這些。我以為，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日，傳統的古籍目錄學，乃至古籍版本學，亟需接受新觀念、與時俱進。至少，我們的古籍編目和版本學研究，應該充分借鑒現代圖書編目和書史、出版史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斷開闊眼界，才能跟上形式的發展。
圖1 宋刻本配補明清抄本《外臺秘要方》影印牌記
圖2 宋刻遞修本配補清吾研齋抄本 《王黃州小畜集》影印牌記
圖3 宋刻本配補清抄本 《王建詩集》影印牌記
圖4 宋刻本《圖畫見聞志》 卷四
圖5 元抄本《圖畫見聞志》 卷1
圖6 明影宋刻本《圖畫見聞志》六卷 卷一
圖7 《春秋經傳》大面積留白
圖8 《國語》大面積留白
圖9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大面積留白
圖10《論語集說》大面積留白
圖11 《歐陽文忠集》大面積留白
圖12 元刻本《古文會選》大面積留白
圖13 元刻本《金史》大面積留白
圖14 元刻本《葉先生詩話》大面積留白
圖15 元刻本《周書王會補注》大面積留白
圖16 明刻本《周易本義》大面積留白
圖17 明刻本《淮南子》大面積留白
圖18 《水經》大面積留白
圖19 明刻本《新刻官板周易本義》大面積留白
圖20 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大面積留白
圖21 清刻本《澗泉日記》大面積留白
圖22 清刻本《列子解》大面積留白
圖23 清刻本《孟子外書》大面積留白
圖24 清刻本《南樓吟稿》大面積留白
圖25 清刻本《歐香館集》
圖26 宋刻《臨川先生文集》國圖藏本 （左）、江西省圖書館藏本開本比較
圖27 宋刻本《陳書》 國圖藏本（左）、 南圖藏本開本對比
圖28 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園遺稿》國圖本（左）、北大藏本開本對比
圖29 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辭》國圖藏本9851（右）、9852號開本對比
圖30 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國圖藏本3903（左）、11933號開本對比
圖31 清刻本《苔岑集》日本東北大學藏補修本（右） 日本內閣文庫藏本開本對比
圖32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1
圖33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2
圖34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3
圖35 董康影印之《劉夢得》文集
圖36 《老子道德經》現存狀態原貌
圖37 《老子道德經》初始狀態
圖38 宋端平刻本《楚辭集注》現存狀態原貌
圖39 宋端平刻本《楚辭集注》去除底底色后，初始狀態原貌
圖40 《東家雜記》現存狀態原貌
圖41 《東家雜記》去底色后，墨色深的文字糊了
圖42 《毛詩》原圖文字均可識讀
圖43 《毛詩》去底色后，墨色淺的筆畫消失了
圖44 《通典》1 殘破，翻新后不倫不類
圖45 《通典》2 殘破，翻新后不倫不類
圖46《古逸叢書》玉篇
圖47 《古逸叢書》爾雅
圖48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1
圖49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2
圖50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3
圖51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1
圖52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2
圖53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3
圖54 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說文解字》1
圖55 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說文解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