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青春

題圖 | 楊文醫生追思會（來源：民航事兒）

女醫生之死

2019年12月24日，一位醫生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她是北京民航總院的副主任醫師楊文。

凌晨六點，楊醫生伏案工作時突遭一位患者家屬背后襲擊，短短兩分鐘，楊醫生的頸部嚴重損傷，她還沒來得及反應，就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監控視頻截圖

目前，兇手已被依法逮捕。可惜的是，楊醫生最終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于 25 日凌晨離世。

一位參與救援的前同事發了條朋友圈：兇手不僅砍斷了楊醫生的氣管、食管、頸動脈，甚至連頸椎骨都要被砍斷了，簡直喪心病狂！

12月26日，國家衛健委宣傳司新聞網絡處副處長成義明確表示， “這不是醫患糾紛問題，而是一起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

培養楊文這樣優秀的醫生需要多長時間呢？網友給出計算公式：

5年本科 +6年碩博+3年規范化培訓 +主考=（14年）小主治 +5年工作經驗 +幾篇SCI論文 +省廳級別課題至少2項 +考試通過 =（19年）副主任醫師

5年本科 +6年碩博+3年規范化培訓 +主考=（14年）小主治 +5年工作經驗 +幾篇SCI論文 +省廳級別課題至少2項 +考試通過 =（19年）副主任醫師

結果，如此稀缺的醫學人才被一位患者家屬殘忍殺害，他等于抹殺了上萬人的公共資源，是對全社會的侵害。

醫鬧必須從重從嚴

2018年12月，日本發生過一起中國患者刺傷日本醫生的事件。日本TBS電視臺新聞節目用長達20分鐘的時間做了一期關于中國“醫鬧”的話題討論。

TBS將此類問題放在“職業人員在工作場合遭遇騷擾或暴力行為”的范疇進行討論，并沒有突出醫生在此類社會問題中的職業身份的特殊性。

因為日本醫院不僅有完善的醫療暴力解決系統，還有專門的醫療暴力解決機構 （日本看護協會），收治的病人必須付費、必須聽醫生的話并且醫院有拒診權。

而且，病人在日本進行高風險手術前，醫生會用很長時間仔細地與患者和家屬說明、對話，極其詳細的在術前講解手術風險。即便遇到醫療事故，會通過保險公司或司法，按法律法規文明解決已是社會共識，所以不會出現暴力責問。

反觀民航總醫院這起惡性“殺人”，首先患者家屬拖欠了醫藥費，醫院沒有趕走他們而是墊錢救治；其次，他們來了之后拒絕檢查，指揮醫生掛鹽水，未見好轉便責難醫生；最后，95歲高齡患者接診時由于腦梗塞后遺癥已經出現嘔吐、意識不清等癥狀，醫院客觀評估風險家屬不接受，但醫院又無法拒絕收治。

結果就是，醫院需要為所有不確定負責，而具體到主治醫生身上，最終釀成了慘劇。

2018年，中國醫師協會發布《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在中國，有66%的醫師曾親身經歷過醫患沖突事件，經歷過語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醫生有被患者暴力對待的經歷。

有業內人士搜集近十年內中國媒體報道的295起傷醫事件中 （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共有362名醫護人員受傷，99名醫護人員被患者持刀具襲擊，至少有 50 位醫務工作者因為暴力傷醫事件而失去生命。

而醫院的級別越高，被報道的傷醫事件頻率越高。十年內見諸報端的暴力傷醫事件中，有七成發生在三級醫院，其中三甲醫院占了一半以上。

2014年，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名肺癌并多發轉移患者經搶救無效死亡，參與搶救的值班女醫生和懷孕五個半月的值班護士被患者家屬團團圍住逼迫下跪并實施暴力毆打。醫生王雅顱腦損傷，護士譚小飛晚期先兆流產；

2015年，陜西省榆林市第二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劉醫生因制止患者插隊，左眼球被插隊者打裂；

2016年，山西長治一女醫生因拒絕家屬“按百度治療方案進行治療”，被刺9刀，導致心臟破裂；

2017年，江蘇人民醫院肝膽科主任、長江學者孫倍成因批評黃牛代人掛號牟利，懷恨在心的黃牛多次踩點后將孫醫生反鎖在辦公室，捂嘴毆打，然后拿刀捅；

2017年，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超聲科主任經翔被曾診治的一肝癌患者砍傷，導致頸靜脈破裂，耳朵呈粉碎狀；

2018年，南昌大學二附院一患者檢查出艾滋病陽性，遂持刀捅傷抽血護士。

2014年，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名肺癌并多發轉移患者經搶救無效死亡，參與搶救的值班女醫生和懷孕五個半月的值班護士被患者家屬團團圍住逼迫下跪并實施暴力毆打。醫生王雅顱腦損傷，護士譚小飛晚期先兆流產；

2015年，陜西省榆林市第二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劉醫生因制止患者插隊，左眼球被插隊者打裂；

2016年，山西長治一女醫生因拒絕家屬“按百度治療方案進行治療”，被刺9刀，導致心臟破裂；

2017年，江蘇人民醫院肝膽科主任、長江學者孫倍成因批評黃牛代人掛號牟利，懷恨在心的黃牛多次踩點后將孫醫生反鎖在辦公室，捂嘴毆打，然后拿刀捅；

2017年，天津市第三中心醫院超聲科主任經翔被曾診治的一肝癌患者砍傷，導致頸靜脈破裂，耳朵呈粉碎狀；

2018年，南昌大學二附院一患者檢查出艾滋病陽性，遂持刀捅傷抽血護士。

這些傷醫事件的行兇者并沒有引發輿論的大規模關注，因為中國社會對潛在醫鬧報復犯罪缺乏威懾。

即便是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剛剛表決通過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也只是規定：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威脅、危害醫療衛生人員人身安全，侵犯醫療衛生人員人格尊嚴，對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這處罰力度明顯太輕，每一起“醫鬧”事件只有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沒有醫患關系。只有從重從嚴處罰，才能起到威懾作用，才能緩解日益嚴峻的醫患關系。

“寧做獸醫，不進病房”

2015 年1月12日，美國哈佛大學 Brigham and Women Hospital心外科醫生 Michael Davidson 被一名患者家屬開槍殺害。

醫院第一時間主動發聲反思、降半旗，并且為受害醫生家人及子女建立教育醫療基金，醫院帶頭進行募捐以及管理，保證未亡人及家屬不會出現經濟問題。

院方組織的降半旗默哀儀式

反觀國內，公眾認知里醫生“強勢”，患者“弱勢”，所以看到醫鬧事件總有人先入為主覺得醫生一定有錯或者“各打五十大板”。

這導致多少起醫鬧事件不了了之或者息事寧人？

民航總醫院也是礙于此，案發后領導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救治這位95歲的老太太，集結專家醫療資源將兇手母親升級至vvip醫療服務，以穩定輿論。

對此，楊文醫生同事寫道：“太陽照常升起，我曬到身上可還是冷。她再也曬不到了。”

冷的不是身體，而是心。

這樣無奈的處置，只會讓大批有志從醫的年輕人對醫生的職業敬而遠之。而中國300多萬醫生 （所有一線醫護工作者不超1000萬）卻要服務14 億人口，足見供需結構性失衡有多嚴重。

2017年，中國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表示：“我們做的一個調研發現，現在醫學學生招生也困難，去年河北獸醫招生分數比醫學生分數高出125分。”

寧做獸醫，不進病房，各大高校醫學院的錄取分數越來越低。

即便如此，政協委員楊樹坤說：我國醫學生對口就業率只有20%，也就是說八成的醫學生畢業后沒有當醫生，紛紛轉行了。

一邊，越來越多年輕人逃離醫護行業；另一邊，越來越多的病人需要得到妥善救助。

據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全國癌癥統計數據報告顯示，2015年全國惡性腫瘤發病約392.9萬人，死亡約233.8萬人，即平均每天超過1萬人、每分鐘7.5個人被確診為癌癥。

于是就出現85歲盛錦云醫生退休后堅持坐診一線，每天仍需接診40人的現象。

《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亦顯示：中國52.72%的醫師每周工作時間在40-60小時，32.69%的醫師在60小時以上，大醫院的醫師每天要給七八十人出診。

醫護人員也有家庭、生活，但他們必須為了工作輪值夜班、周末班，像一臺全力運轉的治療機器連軸轉，即便休息時手機也24小時不能關機，隨時待命。

這讓醫護行業成為猝死頻發的職業之一：12月12日，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主任醫師陳培因“爆發性心肌炎”醫治無效去世，終年49歲；12月16日，年僅39歲的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楊立峰醫生，突發疾病猝死。

所以，除了收入與工時、強度的不匹配，醫生還需要背著猝死的風險隨時應對醫患糾紛。

另一個導致醫患糾紛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媒體對醫護行業的神化導致家屬預期管理不切實際。

醫護群體救死扶傷、懸壺濟世、妙手回春的形象深入人心，這讓很多家屬覺得只要病人進了醫院，醫生就該治好。家屬逃避責任，缺乏共情，繼而給醫院造成更大的救助壓力，一旦結果不好就會爆發沖突。

須知，醫護工作首先是一份職業。醫學界至今有太多疑難雜癥至今查不出病因，有太多醫療手段伴隨著極高的風險，治療能否成功救助患者也和體質差異有關。

紀錄片《人間世》反復強調一句話：“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或許是對醫生職業最好的注腳。

如果不停止全民對醫護人員的過度神化，他們就會被無限度道德綁架。如果我們對楊文被殺事件再次沉默，終究有一天，我們將老無所“醫“。

參考資料：

[1]. 醫生楊文之死：沒有人能置身事外，緩緩說，緩緩君

[2]. 分析下楊文醫生被謀殺，記憶承載，碧樹西風

[3]. 傷醫悲劇發生后，他們是這么做的，我們呢， 丁香園

[4]. 日本媒體報道“中國醫鬧”，內容出乎意料，醫學界，朱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