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太子復(fù)立后，兄弟之間的爭斗不僅沒有平息，反而更加激烈。一方面，太子因威信掃地，急需重新樹立權(quán)威，甚至準(zhǔn)備用一些“下三濫”的方式；另一方面，其他皇子也想扳倒太子，取而代之。

在新一輪的爭斗中，《百官行述》成了各派系的共同目標(biāo)，連遠在四川的年羹堯也被牽扯進來。

年羹堯沒讓胤禛失望，“超額”完成目標(biāo)，不僅拿到《百官行述》的當(dāng)票和太子寫給任伯安的信，還屠了整座江夏鎮(zhèn)。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這個“超額業(yè)績”讓胤禛犯難了。

按理說，年羹堯辦完事，胤禛應(yīng)該給獎賞。但畢竟幾百條人命，而且涉及到淮安營的官兵，這事已經(jīng)驚動了朝廷，各派人馬都已經(jīng)盯上了。由于年羹堯是奉了十三爺?shù)拿钭ト耍质秦范G的門人。如果追究年羹堯責(zé)任，胤禛也脫不了干系。

因此，胤禛既不能獎勵年羹堯，也不能對他動真格，而且還要幫他“善后”。胤禛將其安排到柏林寺，正是“善后”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但背后隱藏著兩個用意。

一、用佛法化解年羹堯身上的殺氣

年羹堯在這次行動中，濫殺無辜，渾身上下都是戾氣。胤禛作為主子，看到奴才如此撒野，不免有些擔(dān)心：你年羹堯今天能殺一個鎮(zhèn)，明天會不會屠一座城？以后會不會翻天？雖說慈不掌兵，但殺氣過重必將生靈涂炭。

這次的事情在可控范圍之內(nèi)，下次就不好說了。不管怎么講，年羹堯是一員大將，將來還有用處。胤禛作為其上司，有調(diào)教他的責(zé)任，發(fā)現(xiàn)下屬壞習(xí)慣，要即使糾正；做錯事，稍加懲處，也要給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胤禛是一位信佛的人，柏林寺又是京城的佛門重地，他讓年羹堯住進柏林寺，是希望年羹堯能夠借此面壁思過，將佛法的慈悲心與兵家的戾氣形成互補，以后少些殺生。

二、柏林寺與胤禛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胤禛一生與佛有緣，佛學(xué)造詣也頗高。早年，他曾雇人代他出家，即替身。柏林寺主持，就是“王府替身”，也是雍親王府的常客，后來還求貴為天子的雍正辦事。

柏林寺是京城著名寺廟，始建于元代，后來年久失修。重修柏林寺，是佛門功德，胤禛曾出巨資贊助。修好后，胤禛邀請康熙游柏林寺。康熙一高興，就為柏林寺題寫四個大字——萬古柏林。

因此，這座柏林寺，可以說是胤禛的“外圍據(jù)點”，里面到處都是他的人，其作用不亞于八爺黨的伯倫樓。他安排年羹堯住進柏林寺，其實是將他監(jiān)視起來；京城水深，免得他到處亂竄，捅出新的“簍子”。

此外，年羹堯經(jīng)江夏鎮(zhèn)一事，已經(jīng)登上大清的新聞頭條，各種議論紛紛、明槍暗箭是少不了的。柏林寺是胤禛的地盤，其他人不看僧面也要看“冷面”，即使知道年羹堯住在里面，也不敢隨意動手。

更重要的是，柏林寺就在雍親王府以東一百多米，胤禛無數(shù)次在此進出。住得近，自便有近的好處：

首先，年羹堯無異于就在胤禛的眼皮底下，他的一舉一動，胤禛都能及時掌握；雙方見面談事情，也容易掩人耳目。

其次，正值非常之時，主仆二人少不了一番“勾兌”，這當(dāng)中肯定會互通消息。離得越近，消息傳遞越安全，時效性越高。

胤禛平時以“孤臣”自居，京城“據(jù)點”本就比較少，除了柏林寺，也就雍親王府和十三爺潛邸。

這兩處王府，肯定不適合安排年羹堯，因為康熙朝對皇子與臣子交往有嚴(yán)格限制，臣子串個門還能接受，住進來就是違規(guī)，容易授人以柄。何況，十三爺府上，眼線那么多。所以，胤禛只能安排年羹堯住進柏林寺。

秋媚說：年羹堯如同胤禛的一只老虎，胤禛既要讓他咬人，還要避免傷及無辜。要駕馭這只老虎，給他安排的地方，必須要可控，讓其在有限空間內(nèi)活動，同時還能為己所用。